“人才成長是有一定規律的”。這規律在我看來，就是環境能夠影響人的成才。也有人會問：“環境有順逆之分，哪種環境出人才的呢？”我說，是環境就影響人，逆境也好，順境也罷，都可以出人才。
　　法國大作家雨果說：“痛苦能夠孕育靈魂和精神的力量，災難是傲骨的乳娘，禍患則為豪杰的乳汁。”我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也說：“患難困苦，是磨煉人格的最高學校。”是啊，古往今來，大凡取得成就的人，無不飽嘗艱辛。“蓋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……”司馬遷的話一語中的，而他本人又何嘗不是逆境成才呢？試想，如果沒有他身受宮刑仍能執著一念，著書不輟，怎么會有“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”的《史記》傳世呢？至于3而孤的范仲淹、屢試不第的蒲松齡以及當代的蘇阿芒、張海迪等人，哪一個不是逆境成才的典范呢？這絕非偶然，因為只有在逆境中經受過磨煉的人，才能知道人世間的真善美，假惡丑，才能懂得人生的意義，才能戰勝生活中的艱難困苦，進而成為人才。困苦環境的確可以磨煉人的意志，使人走向成熟、走向成功，從而創造出生命的輝煌。
　　人才也可以處于順境。我們知道人才的形成需要經過學習和實踐，而這一點又必須依賴于社會的經濟、文化等諸多方面。只有在良好的環境中，人們才更容易充分地發揮其聰明才智，成為人才。改革開放以來，國家和政府為人才的脫穎而出開創了空前優越的條件，于是企業家、教育家、種糧大王、科技英雄等各行各業的“狀元”大量涌現出來。他們生逢其時，旱苗得雨，完全得益于大好的環境。相反，那曾志在“大濟蒼生”，又自信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李白，卻因境遇的原因，雖然在文學上寫下了一些流傳后世的詩篇，在政治上卻始終不能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，最終發出了如同左思一樣的“何世無奇才，遺之災草澤”的感嘆。南宋的辛棄疾也是，他雖才高八斗、學富五車，有經天緯地、定國安邦之奇才，但朝廷昏庸、奸臣當道，他也只能被棄置鄉間借酒澆愁或登亭悲歌，抒發那“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”的憤懣。這正反的事例，不都在說明順境與人才的關系嗎？
　　環境影響人的成才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順境為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條件，假如陶醉其中，不思進取就會使順境虛度、一無所成；逆境給人以艱難困苦，但如果變壓力為動力，勇敢地同困難斗爭，就能做出常人做不出的奇跡。因此，順境中要頭腦清醒，化不利為有利，堅定地向理想的國度進軍，艱難困苦，玉汝于成。
　　總之，環境影響人的成長，這就是成才的規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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