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,蔣加林先生抓住公有體制改革的大潮...[查看詳細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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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才成長是有一定規律的”。這規律在我看來,就是環境能夠影響人的成才。也有人會問:“環境有順逆之分,哪種環境出人才的呢?”我說,是環境就影響人,逆境也好,順境也罷,都可以出人才。
法國大作家雨果說:“痛苦能夠孕育靈魂和精神的力量,災難是傲骨的乳娘,禍患則為豪杰的乳汁。”我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也說:“患難困苦,是磨煉人格的最高學校。”是啊,古往今來,大凡取得成就的人,無不飽嘗艱辛。“蓋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,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,屈原放逐,乃賦《離騷》,左丘失明,厥有《國語》……”司馬遷的話一語中的,而他本人又何嘗不是逆境成才呢?試想,如果沒有他身受宮刑仍能執著一念,著書不輟,怎么會有“史家之絕唱,無韻之離騷”的《史記》傳世呢?至于3而孤的范仲淹、屢試不第的蒲松齡以及當代的蘇阿芒、張海迪等人,哪一個不是逆境成才的典范呢?這絕非偶然,因為只有在逆境中經受過磨煉的人,才能知道人世間的真善美,假惡丑,才能懂得人生的意義,才能戰勝生活中的艱難困苦,進而成為人才。困苦環境的確可以磨煉人的意志,使人走向成熟、走向成功,從而創造出生命的輝煌。
人才也可以處于順境。我們知道人才的形成需要經過學習和實踐,而這一點又必須依賴于社會的經濟、文化等諸多方面。只有在良好的環境中,人們才更容易充分地發揮其聰明才智,成為人才。改革開放以來,國家和政府為人才的脫穎而出開創了空前優越的條件,于是企業家、教育家、種糧大王、科技英雄等各行各業的“狀元”大量涌現出來。他們生逢其時,旱苗得雨,完全得益于大好的環境。相反,那曾志在“大濟蒼生”,又自信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李白,卻因境遇的原因,雖然在文學上寫下了一些流傳后世的詩篇,在政治上卻始終不能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,最終發出了如同左思一樣的“何世無奇才,遺之災草澤”的感嘆。南宋的辛棄疾也是,他雖才高八斗、學富五車,有經天緯地、定國安邦之奇才,但朝廷昏庸、奸臣當道,他也只能被棄置鄉間借酒澆愁或登亭悲歌,抒發那“廉頗老矣,尚能飯否”的憤懣。這正反的事例,不都在說明順境與人才的關系嗎?
環境影響人的成才,這是不爭的事實。順境為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條件,假如陶醉其中,不思進取就會使順境虛度、一無所成;逆境給人以艱難困苦,但如果變壓力為動力,勇敢地同困難斗爭,就能做出常人做不出的奇跡。因此,順境中要頭腦清醒,化不利為有利,堅定地向理想的國度進軍,艱難困苦,玉汝于成。
總之,環境影響人的成長,這就是成才的規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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